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乱世棋局:府院之争中的阎锡山抉择


小美发布 2025-06-04 20:33:20 阅读 157 字数 145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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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16年袁世凯病逝后,《临时约法》框架下的权力结构骤然失衡。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对峙,演变为民国初期最激烈的“府院之争”。双方矛盾的焦点表面是对德宣战问题:段祺瑞在日本支持下主张参战,以换取“西原借款”扩充皖系势力;黎元洪则在美国授意下联合国会反对参战。更深层则是权力归属之争——黎元洪试图恢复总统权威,而段祺瑞坚持内阁总理总揽实权,甚至纵容“督军团”武装干政,以军人胁迫国会通过参战案。


这一分裂迅速蔓延全国。各省督军成为关键筹码,其中山西的阎锡山态度尤为关键。当段祺瑞于1917年4月召集督军会议时,阎锡山率先抵京,与曹锟、倪嗣冲等联名签署支持参战文件,成为段祺瑞“督军团”的核心成员。此举不仅因段祺瑞承诺“宣战无须出兵,仅派遣劳工”,更因阎锡山早已将政治命运与段氏绑定。



阎锡山对段祺瑞的效忠,根植于其生存战略。袁世凯时期,阎锡山为自保曾将晋军缩编至一个旅,甚至三次晋见袁世凯时表现出极端顺从:第一次“汗流浃背,俯伏跪拜”;第二次故作怯懦;第三次伪装平庸,使袁世凯放松戒备。袁死后,他急需新靠山,而段祺瑞作为北洋核心人物,成为最佳选择。


尽管二人并无正式师生关系,阎锡山主动递门生帖攀附。段祺瑞也乐见地方实力派归顺,默许其扩军至四个旅十个团,并支持阎锡山参与皖系“南下战争”。这种庇护使阎锡山从“陕西刀客眼中的猎物”蜕变为拥有铁腕的军阀——1917年陕西民军首领郭坚率2000人图谋山西时,意外撞上已扩编的晋军而惨败。



1917年5月,府院之争白热化。段祺瑞被曝向日本秘密借款,黎元洪趁机免去其总理职务。段祺瑞退居天津策划反扑,通电各省脱离中央。阎锡山闻风而动:


  • 宣布独立:5月23日响应倪嗣冲,宣布山西脱离北京政府;


  • 军事威慑:命商震率第一旅进驻石家庄,扼守京汉铁路咽喉;


  • 清洗政敌:驱逐黎元洪任命的山西省长孙发绪,自揽大权。


这一系列行动被北洋元老王士珍斥为“加剧分裂”,但阎锡山深知其政治价值——他致电段祺瑞称:“保持统一,全仗我公”,将割据行为包装为“拥护领袖”。更微妙的是,他同时加入张勋的“十三省督军同盟”,借“调停府院之争”之名支持张勋入京,实则为段祺瑞倒黎铺路。


张勋率五千辫子军入京后,阎锡山一度摇摆。1917年7月1日复辟诏书任命其为山西巡抚,他未立即反对,反而密电各省督军试探态度。但当段祺瑞在马厂誓师讨逆时,阎锡山瞬间转向:


  • 划清界限:斥复辟“危清室,害国家”,整军备战;


  • 表忠输诚:派特使赴天津面见段祺瑞,承诺“选派混成旅会师北上”;


  • 政治投机:借支持讨逆洗白独立行为,重归“法统”阵营。


十日后复辟失败,段祺瑞以“三造共和”之功重掌内阁。阎锡山因及时转向获段氏嘉许,不仅未被追责,反于9月3日正式获任山西省长,终揽山西军政全权。



阎锡山在府院之争中的作为,折射出其核心政治哲学:


从袁世凯到段祺瑞,始终以“门生”姿态换取生存空间。段氏掌权后,他立即派亲信南桂馨入京疏通,甚至允诺内务部汤化龙的人事交易以换取省长任命。宣布独立为段祺瑞施压,又及时切割复辟阵营,将政治风险转化为收益;所有行动均服务于控制山西。驱逐孙发绪、进驻石家庄,本质是消除外部势力渗透,正如其自述:“我不亡于共,也要亡于蒋”——确保山西成为独立王国。


然而这种策略亦有代价:用人上“会说五台话,就把洋刀挎”的地域主义,导致傅作义等名将离心;军事上保守避战,晋军“善守不善攻”的弱点使其始终困守山西,未能如张作霖、冯玉祥般扩张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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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客3176985 发表于 2025-06-22 09:02:5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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